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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农业综合开发优势
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 王建国
过去的一年,世界经济经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中央及时出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牢牢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逐季加快，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好于年初的预期，回升向好的趋势得到巩固。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中国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在连续五年增产的高起点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波的大背景下，在抗御了北方部分地区罕见的严重春旱和夏伏旱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了近40年来首次连续六年增产。
一年来，粮食连续丰收、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在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农业综合开发会议上，回良玉副总理明确提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必须把农业综合开发作为重要工作抓手。中央财政专门从扩大政府公共投资的增发国债中安排18亿元，加大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规模。回顾一年工作，农业综合开发为增加农业投资、保障农产品供给、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扩大农村内需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为共克时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进一步证明农业综合开发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一定的重要作用。
一、农业综合开发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农业综合开发是突破传统农业建设模式、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政府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方式。主要的特点是：一是国家引导，多层次多元化筹集和增加投入。农业综合开发以中央财政投入为导向，引导和带动其他各类资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按照中央与地方事权及支出责任的划分，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配套投入的政策，促进地方财政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同时，通过财政补助、贷款贴息等多种形式并举的投入方式，引导农民自筹、银行贷款及其他资金的投入。二是突出重点，提高农业的设施装备水平。在资金投向上，以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土地产出率为重点；在建设内容上，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特别是发展节水灌溉；在区域布局上，严格控制开发范围，以粮食主产省（区）及粮食生产大县（市）为重点。三是规模开发，促进农业的集约经营。优先选择水土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产出率和商品率高的地区，实行集中连片开发，同时重点扶持辐射带动作用强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四是注重科技，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科技成果，加强农民技术培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五是强化基础，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无论是对土地治理项目还是对产业化经营项目的扶持，都只对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加工、流通设施建设进行支持，不对农产品及其制成品直接进行价格补贴，符合世贸组织《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六是民办公助，对私人投资不会产生挤出效应。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的投资主体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群众和种粮大户，产业化经营项目的投资主体是民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财政资金只进行适当的补助，因此政府通过农业综合开发渠道大幅度增加农业投资，不仅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能够成倍吸引工商资本、信贷资金、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生产领域。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农业综合开发作为财政部门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农业农村发展不利影响的重要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上述六个方面的体制机制优势，为促进经济增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从容应对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从国家利益全局看，粮食与能源一样，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战略资源。目前国际粮食贸易量大体保持在4800亿斤，不到我国年度粮食总产量一半。我国进口1%的国内粮食需求量，就相当于国际粮食贸易量的2%，如果我国大量进口粮食，不仅会拉动国际粮价大幅上扬，而且会引发严重的国际政治冲突。明显的“大国效应”，决定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实质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面对金融危机冲击，在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时候，农业在保障生活、稳定物价、安定民心中的效应明显增强。2008年中央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的资金达96.02亿元，其中81.69亿元用于改造中低产田。在全国安排改造中低产田2518万亩，改造后的田地基本上都成为了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高效的标准农田，这些建设在2009年产生效益，每年可新增粮食生产能力50多亿斤，棉花、糖料、油料生产能力也得到较大提升。为保持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有效供给，防止物价剧烈波动，稳定和增强城乡居民战胜经济困难的信心提供了物质保障；为政府从容制定、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及相关政策措施，提供了政策操作空间。
2009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力度，预计改造中低产田2500多万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50多亿斤。这些效益将在明年逐步发挥出来，积蓄和培育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危机之后加快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从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最大贡献看，中国粮食的连年丰收，有效地避免了“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粮荒”对世界经济的双重打击。
二是发挥带动投资的乘数效应，通过扩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政府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是以扩大内需为主、消费与投资拉动相结合的计划。积极财政政策从理论上讲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是要通过增加中央政府投资，引导地方政府增加投资，同时拉动社会投资。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中央财政财政资金具有较强乘数效应，可以成倍带动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农业，这是其他投入难以比拟的。平均中央财政增加1元投入，能直接带动其他投资1.85元；安排1元中央财政贴息资金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能间接“撬动”银行贷款28.8元。发挥了显著的投资乘数效应。
三是启动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加实物工程量扩大农业建设领域对建材等物资的需求。面对金融危机冲击、出口市场萎缩的严峻形势，机械、钢材、水泥、沥青等产业迫切需要扩大国内市场需求。2009年，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政策，进一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预计全年修建小型水库376座、拦河坝2589座，新打和修复配套机电井7.24万眼，衬砌渠道3.62万公里，喷滴灌节水改造工程127.7万亩，新建、续建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162个，修建田间机耕道路5万公里左右。最终要形成大约300亿元的实物工程设施，与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和农村公路、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工程建设一样，既能增加机械、钢材、水泥、沥青等的需求，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不论对当前还是长远，都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综合开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之一。
四是有效促进农民增加收入，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国内市场广阔，农村消费潜力大，有较大回旋余地，是我们应对国际经济衰退冲击的有利条件，利用好这一条件，关键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即期消费。农业综合开发通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优质高效农业种植基地，扶持农产品加工及农业生产服务项目，显著增加了项目区农民收入。从全国平均看，近年来，每年直接带动受益农民约2200万人，这些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比项目实施前增加500元左右，同时，经农业综合开发每年新建中低产田改造项目亩均增产粮食200-300斤，亩均增加收入约250元，约3000万农民从中受益。项目区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增强，为实施家电、农机、汽车、摩托车下乡财政补贴等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措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是吸纳返乡农民工，通过增加农业领域就业稳定和改善了农村民生。经济下滑，城市就业机会减少，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工。农林牧渔各业是吸纳农民就业的重要产业，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安置农民工的重要领域。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在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除正常的投工投劳外，还需要一批工程建筑安装技工，可以通过以工代赈安置部分返乡农民工。同时，农业综合开发通过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吸纳一定数量的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产品加工、储运和销售，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帮助农民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有效改善农村民生状况。
六是与农业补贴政策互为补充，通过丰富积极财政政策完善政府支持保护农业制度。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投入。近几年，中央财政通过完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政策，有效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综合开发通过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益。补贴政策主要是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综合开发主要是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整体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农业综合开发与补贴政策，都是公共财政政策在“三农”工作中的重要体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政策效应上具有互补性。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农业综合开发，是综合运用投资、补贴、贴息等积极财政政策组合工具，完善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制度的有效途径。
二、农业综合开发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政策措施
2010年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产业化项目扶持方式，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强资金和项目监督与管理，提高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资金安全运行和有效使用，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按照上述思路，2010年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初步安排为：
（一）多渠道筹措资金，进一步加大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力度
一是积极争取增加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在力争中央财政预算较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积极与部内有关司及部外有关单位沟通，尽可能继续争取中央建设投资用于农业综合开发，进一步扩大中央财政资金投入规模。二是督促地方财政部门足额落实配套资金。继续坚持配套保障机制，同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认真落实各项奖惩措施，督促各地在财政预算中足额落实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并鼓励和支持各地区积极争取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等其他渠道相关资金，增加农业综合开发配套资金投入。三是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引导机制，吸引信贷及其他社会资金投入。通过财政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鼓励、支持和引导龙头企业、种养专业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等自觉投资改善基本生产条件，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四是积极争取“利用世行银行贷款实施现代农业项目”、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建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
（二）全力落实“两个聚焦”，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2009年5月，经国务院同意，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了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联席会议名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审批了会议组织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全程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回良玉副总理指出：做好新时期的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要坚持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完善政策举措，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投资办大事。要在全面完成农业综合开发各项任务的同时，注重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切实做到“两个聚焦”，一是资金安排要向高标准农田建设聚焦；二是项目布局要向粮食主产区聚焦。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水缺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而言，必须把建设高标准农田作为农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010年，我们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两个聚焦”的战略部署，支持《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坚持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在加强中低产田改造的同时，进一步扩大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项目的范围和建设任务，继续推进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建设，加强专题研究，完善政策制度，扎实开展土地治理与产业化经营两类项目有机结合、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种粮大户实施土地治理项目、膜下滴灌节水技术推广等试点工作，大力推广节水旱作农业，注重生态项目建设，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全国粮食核心产区建设，为保障国家粮食长治久安做出积极贡献。
（三）不断完善产业化经营项目扶持政策，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根据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管理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完善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扶持方式，进一步加强资金和项目管理，努力提高农业产业化项目工作水平。同时，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的研究。通过调研、研讨等方式，提出进一步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扶持的具体政策。
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财政部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手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打算。在推进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一方面，有的龙头企业有好项目却不能从银行得到贷款；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安排的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贴息资金事后才找到贷款项目，起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为破解上述难题，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贴息资金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财政部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日前发出通知，决定从2009年起开展合作，探索财政和金融部门合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路子。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在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拟建设的农产品加工、种植养殖基地和流通设施项目中，选择市场前景好，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等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项目，由农发行安排固定资产贷款，中央财政给予贴息。贷款期限一般为5年内，最长不超过10年。财政贷款贴息期限一般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单个项目年贴息贷款的额度为500万元—6000万元。项目由县、地级农业综合开发办事机构会同农发行共同推荐，省级农发机构会同农发行共同初审，由省级农发行独立审贷。对通过贷款审批的项目，农发行保证贷款规模，中央财政保证贴息资金规模。双方合作将有效帮助龙头企业解决固定资产贷款难问题；也可实现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贴息对项目的事前参与和事后跟踪管理，体现出农业综合开发按项目管理的特点。
（四）进一步加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资金和项目管理水平
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做好新形势下财政工作的迫切需要；充分体现了财政部党组对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高度重视。农业综合开发始终是财政支持“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脱离财政工作来谈农业综合开发，必须坚决按照财政部党组对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做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在当前形势下贯彻落实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我们要把加强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财政部党组的要求上来，切实把推进农业综合开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一是要及时修订完善政策制度，提高依法开发水平。二是要以加快支出进度的核心，健全和优化管理流程设计。三是要以配合专项审计为契机，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四是要以加强项目库建设和管理为抓手，全面加强管理基础工作。五是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组织保障水平。
财政政策如何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李敬辉
推进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核心和关键。2008年以来，财政部门不断丰富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内容，通过调整政府投资结构、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有力地推动了产业转型和升级，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今后一个时期，将把结构调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创新机制、加大投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调整结构中的作用，积极推进产业转型与升级。
一、优化政府投资结构，为产业转型与升级提供基础保障
扩大政府投资是应对危机最主动、最直接的措施。2009年新增中央公共投资4875亿元，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将应对危机与促进中长期发展结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回升，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为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基础保障。
二、完善扩大消费的财政政策，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创造市场空间
为促进扩大消费、带动生产，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着力建立健全扩大消费的政策体系。
一是实施“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为更加有效地启动农村消费，创新政策工具，实施“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家电下乡”产品执行严格的准入标准，突出节能、绿色、环保的要求，并注重开发适应农村市场的产品，引导相关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二是实施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为充分挖掘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实施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截至10月，9个试点省市共销售五大类新家电637149台。汽车以旧换新已在全国推开，有力地促进了加快老旧汽车报废更新，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加速了汽车、家电等产品升级换代，为相关产业升级创造了市场空间。
三是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为扩大高效节能产品的市场份额，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对能效等级在1级或2级以上的空调、冰箱、平板电视、电机等产品推广给予财政补贴。目前，已经启动高效节能空调推广。在财政政策的带动下，主要的高效节能空调生产企业都积极参与了推广，高效节能空调的市场份额迅速提高。
三、大力支持自主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动力源
增强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动力源。财政部门积极创新资金管理机制，大力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产业化，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产业转型和升级。
一是加大技术改造投资支持力度。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中新增安排企业技术改造投资200亿元、新增安排科技重大专项等投资325亿元，大力推进重点产业振兴、企业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中还安排157亿元，推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核电风电装备国产化、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以及加快发展服务业等。
二是进行创业风险投资试点。为进一步提高产业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益，近年来，财政部门创新产业研发财政投入机制，在总结创业风险投资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启动了“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规范管理，支持创新”原则，首批选择七个省市共计20支基金试点，带动了高新技术及新兴产业发展。
四、培育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产业转型与升级的方向。财政部门不断创新机制，加大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推动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一是支持风电规模化发展。实施“首台套奖励”制度,以“技术得到市场认可、实现产业化”作为财政奖励的条件，对企业新开发并实现产业化的首50台兆瓦级风电机组整机及配零部件给予补助，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风电制造企业；支持建立风电机组整机及零部件技术研发和实验设施建设，加快中国风电制造业技术进步。
二是组织实施“金太阳”工程，加快启动国内光伏发电市场。采取电价分摊与财政补贴相结合的办法，重点支持在大型工矿商业企业、公益性事业单位，偏远和欠发达的无电地区，光资源丰富地区，开展总规模不小于500兆瓦的光伏发电系统示范推广应用，首批91兆瓦国家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已启动。通过支持光伏发电关键技术和产品产业化，要最终实现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具备光伏发电产品及系统的标准制定和检测能力，提高光伏发电产品质量，将太阳能光电技术培育成拉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引擎。
三是通过“示范推广”扩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为加快浅层地能、太阳能光热等技术在建筑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2006年起组织实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目前，浅层地能建筑应用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太阳能光热应用面积10亿平方米。为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带动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将组织实施“城市示范”和“农村县级示范”。
四是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为带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实现汽车行业跨越式发展，采取财政补贴方式，鼓励北京等13个试点城市在公交、出租等公共服务领域率先推广使用混合动力、纯电动、燃料电池等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通过示范推广，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加快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积极性，有助于推动中国促进汽车生产企业以及电池、电机等零部件制造企业尽快攻克核心技术，尽早实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化。
五、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进一步强化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动力与压力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将推进节能减排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促进相关企业降低物耗能耗，提高产业竞争力，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
一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中央政府采取专项转移支付办法，根据淘汰量对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奖励，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电力、钢铁、焦炭等13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初步统计，到2009年底，全国电力、焦炭等8个行业都将提前超额完成“十一五”淘汰任务，其余炼铁、炼钢、铁合金、电石、酒精等5个行业也基本上接近完成“十一五”淘汰任务。
二是支持企业节能技术改造。近年来，财政部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节能量在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按技术改造后实际取得的节能量给予奖励，引导企业加大节能技改投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对进行奖励，全部完成1000多个项目节能技术改造后，可实现节能量5000多万吨标准煤。
六、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为产业转型与升级提供制度环境
实行结构性减税，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促进产业转型与升级的调控与引导作用。
一是实施利于促进改善投资的税收政策。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并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和增值税征收率，减轻企业设备投资和更新改造的税收负担，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和小企业发展。
二是实施扩大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适时调整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车辆购置税、契税、营业税、房产税等相关税税收政策，促进扩大消费、增加就业。
三是实施推动结构优化的税收政策。实施燃油税费改革，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额。适时提高了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增值税税率。完善了资源综合利用、废旧物资回收等增值税优惠政策。较大幅度提高了大排量汽车、卷烟的消费税税额。实施了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及资源综合利用的所得税优惠办法。
四是实施有利于鼓励进出口的税收政策。在调低或取消“两高一资”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的同时，2008年下半年以来，先后7次提高了纺织、服装、电子、机电产品等劳动密集型、科技含量及附加值较高的出口货物增值税退税率，适时下调部分能源资源产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等进口关税税率，调低或取消了部分商品的出口关税。
五是实施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的收费政策。在2008年停止征收部分项目收费基础上，2009年又取消或停征6项涉及交通和车辆的收费基金、100项全国性行政事业收费，减免农产品和纺织品出口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
今后一个时期，财政部将继续落实好积极财政政策，不断丰富和完善政策内容，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一是进一步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大力推进“首台套奖励”制度，对使用国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给予补助，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加快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总结创业风险投资试点经验，进一步扩大创业风险投资基金的试点范围，加大对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高成长性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二是统筹运用财政政策工具。综合运用基础研究项目投资补助、技术改造贷款贴息，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多种支持政策工具，建立起贯穿研发、示范推广、产业化运行各环节的政策体系，形成政策合力，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
三是将节能环保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政策引导，努力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将节能环保作为产业转型与升级的主攻方向。
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减少资源行政配置，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强化市场机制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的约束与引导。不断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资源产品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从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结构体系。
促就业 保民生 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司长 孙志筠
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是世界各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运行趋于和谐。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财政实力的增强，中国政府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并将其视为改善民生、促进公平、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特别是2008年底以来，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确保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平衡增长，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
一、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保证就业形势稳定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政府以扩大和稳定就业为目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做好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和帮助民营企业在内的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等为重点，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稳步开展。
（一）制定出台了“五缓四降三补两协商”的政策，减轻企业成本负担。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到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冲击，适时采取措施减轻企业的运营成本压力，促进企业恢复生产，增加就业岗位供给。具体来讲，这些政策包括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缓缴基本养老保险等五项社会保险费、阶段性降低失业社会保险等四项社会保险费率、使用失业保险基金为困难企业稳定岗位支付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以及使用就业专项资金对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给予补贴等。
（二）制定高校毕业生和农村劳动者等重点人群的就业政策，稳定就业形势。高校毕业生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在就业竞争中本来就属于比较弱势的群体。针对这样的情况，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建立和完善困难高校毕业生援助制度，同时鼓励骨干企业和科研项目吸纳高校毕业生。为了稳定广大的农村劳动者就业，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保障返乡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对社会就业形势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大力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满足各类劳动者的技能提升需求。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也发生了改变。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通过资金扶持、政策倾斜等手段实施特别培训计划，对失业返乡农民工开展实用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对城镇失业人员（包括在城镇继续找工作的失业农民工）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对农村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未能继续升学的人员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
（四）及时足额拨付财政补助资金，配合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为了确保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政府及时加大就业专项资金拨付力度，用于职业介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职业技能补贴、特定就业政策补助资金，以及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高校毕业生见习基本生活补助。同时地方财政也不断加大就业专项资金投入，配合稳定就业政策的需要。
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当前经济形势下，不断挖掘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是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一个有效手段。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待遇，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
（一）继续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2009年国家在连续6年大幅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大幅度调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退休人员的购买力水平，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同时，政府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予以倾斜，对基本养老金水平相对较低人员给予特别照顾。
（二）完善城乡居民社会救助制度，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一是进一步完善城乡低保制度，建立和完善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加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制度与就业政策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之间的衔接，既要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又要鼓励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积极就业。二是加大各级财政城乡低保资金投入力度，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另外，为改善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拉动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今年春节前中央财政向包括城乡低保对象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对象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三是及时拨付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确保灾民基本生活。中央财政及时拨付地方特大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同时适当调整因灾倒损农户住房重建补助标准，做好汶川地震与其他灾害重建补助标准的衔接。四是在总结贵州农村危房改造试点经验基础上，将试点范围扩大到陆地边境县、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的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贵州省全部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边境一线团场，中央为此安排专项补助资金，目前已全部下达地方。五是继续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另外，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为符合条件的残疾军人等残障优抚对象配发康复辅助器具。
三、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织密社会安全防护网
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运用保险的基本原理，将风险在代际以及不同个体之间进行分散。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在设计上既需要考虑覆盖群体的普遍性，也需要考虑制度的长期动态稳定。金融危机对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良好契机。
（一）加快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扩大制度覆盖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在2009年年底前将未参保的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当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统筹解决包括关闭破产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等在内的其他各类城镇人员医疗保障问题，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巩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参保人员受益水平。
（二）完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并提高统筹层次，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一是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将覆盖范围从原来以国有企业及其职工为主扩大到城镇各类企业及其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二是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完善个人缴费与待遇享受之间的挂钩机制；三是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四是在总结东北三省试点经验基础上，从2006年开始在天津、山西、上海、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等8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扩大做实个人账户试点。
（三）积极筹备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逐步解决农村居民养老的后顾之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于解决广大农村人口养老的后顾之忧，有效地降低农村居民养老的预防性储蓄，进而释放国内消费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已制定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目前已在全国10%的县（市、区、旗）开展试点，以后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在全国普遍实施，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
四、投入与创新机制并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09年4月，中国政府相继公布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重点实施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加大政府投入，转变医药卫生体制机制，从而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政策措施。未来三年，将重点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等五项工作。为保障医改工作的顺利推进，2009—2011年，各级政府需新增投入8500亿元支持五项重点改革，其中中央政府投入3318亿元。医改方案的推出和实施，不仅能够直接拉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还将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对扩大内需，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为确保各项社会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2009年，中国各级财政加大社会保障方面的预算安排。今后，中国政府将继续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推进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弹性和灵活性，为经济的持续、平衡增长服务。
金融危机后中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李 健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许多矛盾或问题的集中表现。其中突出的是经济结构“失衡”和发展“非可持续”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危机将带来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调整。它必然对中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国外贸发展的“可持续”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以年均17.5%的速度递增，大大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中国外贸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不到1%上升到2008年的8.8%，进出口总额已经排名世界第三位，出口排名世界第二位。中国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发挥了比较优势，加快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促进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七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又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长约26%。与此同时，出现了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资源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风险越来越难以控制等一系列新问题。这样的“高速增长”隐含着内外经济的不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与宏观经济平衡发展要求的不协调，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为了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和结构优化，2005年以后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出口税收和加工贸易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尤其是大幅度下调甚至取消了一部分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两高一资）商品出口的退税。这些调整的成效是积极的，“两高一资”商品出口受到了抑制，但是中国出口总体竞争力并没有被削弱。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外贸与国民经济的协调性有了进一步提高。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迅速衰退，贸易大幅萎缩，中国外贸也由前三季度20%以上快速增长转为大幅下降。降幅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外贸下降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增长形成很大的拖累。为帮助进出口企业克服困难，稳定外需，国家及时回调有关政策。七次大范围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纺织品和服装等已经接近零税率出口，前几年降下来的一些“两高一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亦不同程度调高。同时进一步完善了进出口关税、加工贸易、外汇管理、贸易融资、贸易促进和出口信用保险等政策及措施。人民币基本上又重新盯住美元。
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强制调整的要求。短期看，全球经济复苏尚不稳固，外需比较低迷。我们首要任务仍然是稳外需，保增长。但是我国出口产业优势仍然存在，国际市场份额没有减少。随着各主要经济体的复苏，随着国家支持外贸发展政策措施效果的逐步显现，外贸恢复增长的前景是可以期待的。中长期看，我国外贸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能不能恢复增长，而仍然是增长能不能持续的问题，是如何使内外经济协调，如何使外贸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协调，与宏观经济平衡发展要求协调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后“可持续”形势的变化
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信用链条断裂，深层背景则是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和贸易结构出现严重失衡，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承载能力的进一步下降。金融危机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基本趋势和特点。但是中国外贸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世界经济需要调整，全球贸易增长将放慢
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复苏。虽然美国消费模式不会有大的改变，但是短期内美国居民的超前消费受到抑制，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下降。奥巴马提出将美国从一个借贷和花钱的时代带向一个储蓄和投资的时代，意味着美国长期以来过于依赖消费，超前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必须调整。
发展中国家经济将重现活力。金融危机促使发展中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承接新的产业转移，加强相互合作。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将继续快于发达国家。
广义的新能源技术及相关产业可能出现突破性进步，带动全球新一轮技术升级和产业调整，跨国并购和产业整合也将出现新的高潮，从而创造出新的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经过二至三年调整，世界经济将再次回到上升通道，但最近三至五年的增长率将会显著低于前七年。世界贸易量2010年将恢复增长，最近三至五年的增长率可能放缓至5%左右。
第二，既有市场空间趋小，待开拓空间十分巨大
金融危机使得在发达国家超前消费、高能耗物耗消费刺激下形成的全球出口制造业出现相对过剩。同时，现在除了中国以外，另有近20亿人口的新兴经济体都在成为全球低端工业品和服务的供给者。他们与中国形成日益激烈的竞争。如果中国外贸停留在原有进出口商品结构、市场结构和增长方式上，那么扩张的空间将日趋狭小。
然而，金融危机之后的技术和产业进步，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和加强合作都将创造巨大的需求。如果中国转变增长方式，有效承接新的国际转移，加强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合作，加快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开拓新的市场，外贸潜在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巨大。
第三，高能耗物耗出口受抑制，低碳贸易显现新商机
从中长期看，能源资源需求的刚性增长将推动其价格的继续上涨。国际碳排放约束会越来越强，碳排放价格也将越来越高，传统工业化和出口扩张的环保成本将随之升高。不论中国是否加入数量减排约束，都将被动地接受强制减排义务，受到市场和新规则越来越多的限制。
与此同时，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也为中国转变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大的转机。中国可以从国际竞争关系变局中获得更多合作机会，从减排定价机制创新中获得可观的技术、资金支持，从迅速扩张的低碳产品市场中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从稀有金属资源合理利用中获得更多贸易利益。
第四，中国已成为贸易大国，国际地位和角色变化
中国已经是“坐二望一”的贸易大国，外贸的优势和功能逐步变化。出口产业技术水平和集聚度显著提高，重化工业出口比重上升。然而原有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渐减弱，出口产业对资源能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影响增大。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成为促进世界经济止跌回升的主要利好因素，在国际政策协调中的平衡作用和影响力增大。但是，遭遇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作为新崛起的贸易大国，中国必须考虑国际市场容量和全球资源能源供求，必须与主要经济体就重大政策进行协调，必须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承担更多责任，必须遵守和学会利用国际游戏规则来游戏。
三、新形势下外贸发展的政策着力点
在克服危机造成的冲击，争取外贸重新回到正常增长轨道同时，我们必须因应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努力解决影响外贸发展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实现中国外贸更协调和可持续的增长。政策着力点应当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统筹国内外市场，保持进出口大体平衡增长。应当由主要关注出口转变为统筹进出口，兼顾内外需，以扩大进口为出口创造更大的扩张空间。
——国家支持外贸发展的各项政策应当基本稳定，不应再武断地用下调或上调出口退税调节出口商品结构，而是要加快建立稳定、合理、科学的出口退税制度；
——除了一些战略性产业外，不再搞进口替代或全面保护；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必须坚持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地浮动。人民币小幅渐进调整有利于促进外贸结构优化，缓解失衡压力，比一次性大幅升值好。
第二，优化进出口结构，提高出口质量和附加价值。应当由以增长速度为中心转变为以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延伸产业链，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和附加价值作为出口促进工作重点。
——改革对商务系统和外贸企业的考核评价标准，把出口产品平均卖价、增值比率、质量和安全投诉率等作为重要指标；
——出口鼓励的重点应放在高附加值工业品和农产品、节能环保产品、大型成套设备、服务外包等领域，进口鼓励重点应放在高新技术及设备、资源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等领域；
——对有利于进出口结构优化的投资项目继续给以支持和激励。
第三，坚持可持续方针，促进外贸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应当更加重视外贸发展与资源、能源及环境承载力的协调，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道路。
——根据国家节能减排和新能源产业发展目标，制定低碳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规划，鼓励引进、吸收节能减排技术，大力支持节能减排产品出口；
——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国际政策协调中采取务实合作的立场，加快开放低碳投资和产品市场。
第四，完善开放型经济机制，培育更具活力的经营主体。应当更加重视建立完善开放型经济机制，培育和增强进出口经营主体的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改革完善外贸行政管理体制、调控体系和促进制度；
——加强行政监督，清理乱收费，创造更有利于企业优胜劣汰的经营环境，着力培育和壮大行业龙头企业；
——打破内外资、内外贸企业界线，鼓励、促进民营进出口企业健康成长。
第五，推进多元化战略，大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应当更加重视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尤其是要大力开拓增长较快、潜力巨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场。
——妥善解决我国与几大传统贸易伙伴的摩擦，稳定相互间贸易环境和我国的市场占有率，提高贸易的质量和效益；
——在落实和扩展中国－东盟自贸区成果的基础上，探寻与更多的发展中大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通过扩大优买和优卖信贷规模、支持更多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合作、加强和改进援外工作、建立面向新兴市场的“共同发展基金”等多种形式促进发展中国家购买能力的提高。
第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促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应当更加坚定地奉行互利共赢原则，树立负责任、讲诚信贸易大国形象，促进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中美在解决双边和全球经贸问题上开展更务实、深入合作；
——大力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
——身体力行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动为贸易伙伴提供更大的贸易与投资发展空间；
——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达成更加平衡的成果，改革并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北京市财政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实践与经验
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 徐熙
一、当前北京市的财政经济形势
今年以来，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认真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全力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效果明显，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不断增多，全市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不断巩固，呈现出一季度见底、二季度复苏、三季度稳步回升的运行态势。
（一）全市经济稳步回升。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1-3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161.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5%；工业生产稳步回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1727.8亿元，同比增长5.7%；投资增速迅速上扬，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508.9亿元，同比增长54.4%；消费品市场活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861.7亿元，同比增长15.1%；消费、生产价格同比下降，但环比数月上涨，等等。初步判断，北京经济已经走出谷底，正处于“V”型运行轨迹的上行区间，经济上升的趋势基本形成。
（二）财政收入稳步回暖。1-10月份，北京市地方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768亿元。财政收入从年初同比下降17.1%，到8月份止跌回升首次实现1.2%的正增长，再到10月份同比增长6.9%，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财政收入当中，与经济活跃程度密切相关的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全面实现正增长；得益于房地产、证券、汽车市场表现活跃，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等相关税收收入也呈现不同程度的恢复性增长；但受企业效益下滑、总分机构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了20.5%，降幅较大。与此同时，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有力地保障了各项事业发展。
（三）后续问题需要关注。尽管经济形势整体向好，但各种矛盾依然突出。比如外需持续萎缩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1-3季度北京地区出口总值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9.3%，降幅比上半年扩大1.4个百分点。又如投资结构的不平衡问题。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主要是政府土地储备投入力度加大，土地一级开发投资大幅增加带动，而且从投资主体看，民间投资不足，国有内资企业投资增幅远超非国有投资和外商投资。再如后续货币政策走向将对金融业、房地产业产生较大影响，企业经营状况尚未根本扭转。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入任务依然艰巨，收支矛盾依然突出。
二、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我们积极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工具，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各项工作部署，总体来看，有几个方面比较突出，效果明显。
（一）扩大投资力度
扩大投资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最有力、最有效的途径和动力，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的基本导向，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着力扩大投资规模，全面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快落地开工，尽早形成实物量。
为此，我市推出了帮扶企业等66条政策措施，筹集资金50亿元，通过贷款贴息、投资补助、资金奖励等多种方式，首批集中支持重点企业170家，涉及总投资800亿元。今明两年安排政府投资1400亿元，集中力量实施一批工程，预计能带动社会投资1万亿元。其中今年的305亿元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及生态建设等公益性项目。积极打造投融资平台，着力推动13条地铁线开工建设，实施1000亿元土地储备任务，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面推进郊区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亮起来、暖起来、循环起来”工程。
这些促投资、保增长的政策措施有着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实现长短结合。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到基础设施、危旧房改造以及投融资平台建设上，以期既能马上见效，也能长久地发挥作用。二是既注重规模扩大，又注重结构调整。把保增长、保发展作为根本，把保民生、保稳定作为前提，把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根本出路，有机地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三是既求速度，又讲效益。投资项目既符合首都经济特点，也符合长远规划，既注重量的扩张，也注重质的飞跃，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避免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
（二）积极鼓励消费
大家知道，投资与消费不平衡是经济领域的一个大问题，严重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这当中既有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的影响，也有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的影响。加上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不到位，财税体制不健全，居民住房、教育、医疗负担较重等因素，迫使居民审慎消费，进一步推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降低了居民消费率。从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继投资之后，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
我们采取了多项措施，千方百计扩大消费。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采购节能环保公交车、淘汰更新黄标车，组建绿色车队，促进汽车消费升级；推广使用节能和新能源产品，鼓励绿色消费；积极支持旅游宣传、推介和促销，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区域旅游协作，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努力推动扩大文化消费、信息消费和健康休闲消费，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简化补贴手续，落实汽车摩托车下乡、家电下乡、农机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着力扩大农村消费，加快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力争进一步刺激消费，扩大消费规模。
（三）加大民生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但是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从GDP收入法的构成中可以看到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央已经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朝着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方向加快转变。在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国十条”措施中，两年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重点也是民生领域。我们地方财政部门也立足于保民生，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民生领域的资金投入。
例如，在社会保障和促进就业方面，实施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标准等6项措施，拨付稳定就业补贴资金，加大职业培训补贴力度等，使企业和居民受益超百亿元，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养老保障制度的全覆盖，规范和统筹临时救助制度，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在医疗方面，加紧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展公立医院、公费医疗试点改革，拨付资金做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在教育文化方面，落实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改革方案，推动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做好 “普九债务”化解工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住房方面，着力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加紧实施老城区危旧房修缮整治，推进棚户区试点改造，切实抓好平房煤改电等惠民工程建设。在城市运营方面，累计拨付城市公用补贴资金95.4亿元，重点保障城市交通、供热、供气、供电等公共服务，维持生活必需品及能源应急储备。在环境方面，落实大气污染控制措施，提高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等等，都突出了民生这个重点。
（四）推进自主创新
时隔十年，中央决定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取向虽然相同，但是由于时代背景和经济环境并不一样，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从而稳定经济。而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除了要保增长、扩内需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要同时转变发展方式、调结构，力争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互促进，应对危机与经济转型相统一。而且从历史数据来看，1元钱的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也是下降的，也说明必须花大力气调整经济结构。这些工作的重要抓手之一就是要大力推进自主创新。特别是借国家批准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契机，积极发挥首都创新资源优势，在股权激励、科技金融、重大科技专项、政府采购、财税支持政策等方面先行先试，抓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和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使得科技发展和创新再上新台阶，努力服务于首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需要，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研究制定扶持政策，既重视“点”，对重大高新技术项目，抓好前期技术引进、项目培育等工作，项目实施中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也抓好“线”，推出了电子信息、新能源等六个重点产业振兴规划，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还注意“面”，采取财政贴息、担保等多种形式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加快高端产业功能区、金融后台服务区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制定了“科技北京”行动计划，四年内新增投入500亿元；而且注重“过程”，从技术研发、产品试用、创新成果转化等各环节给予适当的支持，初步构建了高效完善的财政创新支撑体系，带动了首都经济结构优化和快速发展。
具体看，一是加大财政投入，直接引导企业自主创新。例如设立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专项、技术创新创业专项资金等。二是合理配置资源，间接服务企业自主创新。例如鼓励科技条件共享，建设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孵化体系等。三是运用财税手段，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加大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工作力度，实施首（订）购等制度，已完成四批、91个示范项目、28.3亿元的自主创新产品试点采购；贯彻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截至目前本市已认定高新技术企业3798家，居全国首位；稳步推进股权激励改革试点方案审核，截至8月底，本市参与股权激励改革试点单位达到134家；制定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列支间接费用的实施办法，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五）利用金融手段
在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现象。一个是今后一段时期财政资金普遍紧张，而各方面对资金需求较为旺盛的现象；另一个是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力度较大，态度坚决，而民间投资相对审慎，急需增强信心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切实解决融资难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要求我们不能光靠财政硬投入，而必须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其实质就是要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机制，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充分利用金融这个手段，实现扶持企业发展的目标，增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后劲，反过来也为财政增收打下坚实基础。截至8月底，我市财政资金运用金融手段累计投入150.36亿元，吸引社会资金1196.8亿元，总体放大效益为8倍。通过打造各类投融资平台，采用资本金注入、创业投资、担保、再担保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了政府资金的引导放大作用。
从资金情况看，以政府出资为主设立的首创担保公司已批准中小企业担保项目650个，担保金额67.58亿元；再担保公司已签订再担保合同总额261.4亿元；高端制造业投融资服务平台通过担保代偿资金为企业提供担保融资服务，融资额已达8.94亿元；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及其合作创业投资企业已投资9个项目，总额1.06亿元；运用财政贴息政策，已支持79家工业企业申请新增流动资金贷款50.2亿元；利用保险工具，安排1.6亿元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等等。通过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贷款试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解决企业融资难以及防范风险的问题。从金融体系来看，农投、农担公司、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等已经开始运作，延庆、密云村镇银行已设立完成，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在部分区县开展经营，石油交易所建设稳步推进，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工作有序展开。
下一步，在盘活经营性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资本在不同产业的有进有退，积极运作行政事业单位存量资产，利用企业债、中期票据等金融工具，实现政府融资功能等方面仍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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